二、反思科学活动的基础

　　隐含在全部科学活动中的根本性的、基础性的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说，科学活动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又体现为主体与客体、观察与理论、逻辑与直觉、真理与价值、理解与解释问题，等等。哲学对科学的反思，首先就是对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实质内容的科学活动的基础性问题的反思。
　　在人们广泛持有的常识科学观中，总是把科学视为“建立在事实上面的建筑物”，并因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中性的”、“确定的”东西，甚至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与人无关的真理，即科学真理“客观地”存在着，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以及何时发现它。对于这种“客观主义”的科学观，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相当中肯也是相当深刻地指出，在这种科学观中，“科学就被看成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M.W.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 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正因为如此，瓦托夫斯基特别突出地强调，“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它植根于我们全都共同具有的普通人类能力之中”（同上书，第28页），提示我们必须从“人类活动”、“人类状况”、“人类需要”、“人类利益”去理解全部科学问题。
　　科学活动是以思维的规律去把握和描述存在的规律，从而形成关于经验对象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那么，思维的规律与存在的规律是何关系；它们是服从各自不同的规律，还是服从一个共同的规律；思维的规律如何把握存在的规律；思维所描述的存在规律是否就是存在本身的规律，对于如此等等关于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的关系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和集大成者黑格尔曾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作出了深刻的概括和总结。这些深沉而睿智的哲学反思，开拓了哲学反思科学基础的广阔道路。
　　科学活动所要形成的不是关于对象的经验表象的知识，而是关于对象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那么，这种能够解释和预见对象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人们在常识的科学观中认为，科学活动的程序是：首先用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收集事实，以形成观察名词和单称命题；然后以归纳推理的方式，把观察名词和单称命题上升为理论名词和全称命题；这种理论名词和全称命题作为关于经验对象和实验对象的普遍原理，经过演绎推理，对相应的经验对象作出理论解释，或对某种未知的经验对象作出理论预见。
　　在这种常识的科学观中，隐含着下述的基本认识：其一，科学始于观察；其二，观察与理论无涉；其三，归纳合理地形成普遍原理。在这些基本认识中，蕴含着作为科学活动基础的观察与理论、逻辑与直觉等哲学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非历史地看待人以及人的认识活动，因而总是把人的认识活动中的“观察”与“理论”割裂开来，认为先有观察、后有理论。毫无疑问，从人类的认识的形成过程上看，理论只能是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但是，作为现实的人，特别是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即科学家，却总是历史文化的存在。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特别是在人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并不是以空白的头脑去认识，恰恰相反，认识的主体只能是以自己已经占有的知识和理论去认识。从认识论上说，人的认识不是成立于“对象”与“映象”的二项关系中，而是成立于以“认识活动”为中介的“对象”和“映象”的三项关系中。作为“对象”与“映象”的中介，“认识活动”不仅包括认识主体的感觉、知觉和表象，而且包括认识主体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而认识主体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并非仅仅是认识的“理性形式”，而且是认识的“理论内容”。认识主体以自己的认识活动为中介去形成关于“对象”的“映象”（包括表象映象和思想映象），因此，在“观察”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理论”。
　　观察渗透理论，观察才具有科学意义。人们的科学观察，是有目的的观察，是为了解决某个（或某种）问题而进行的观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始于问题”。这里的“问题”，就是认识主体以理论为背景对经验客体的新的求索。因此，“科学始于问题”，也可以说是“科学始于理论”。与此相反，如果观察不渗透某种相应的理论，不仅观察的过程无法进行，观察的结果无法得出，甚至连观察的对象都不存在。客观事物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能够成为“观察的对象”，却是同认识主体密不可分的。
　　观察渗透理论，这意味着没有“中性”的观察。人们通常总是认为，观察是中性的，甚至提出“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先把头脑中的偏见像脱掉大衣一样留在走廊里”。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总是以既有的知识和理论去观察认识的对象，并在理论与观察的矛盾中去修正、更新和发展理论。理论是观察主体的观察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总是把认识的主体与“理论”和“现实”割裂开来，以下述的方式去看待和解释“主体”与“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即：“理论”是与认识“主体”无关的“客观真理”，“现实”也是与认识“主体”无关的“客观存在”，而认识的“主体”则成了“一无所有”的“感性存在”；只有当着“主体”进行认识活动的时候，才一方面以空白的头脑去观察与主体无关的“客观存在”的“现实”，而另一方面又去寻找同样与主体无关的作为“客观真理”的“理论”；如果主体既能不受任何“偏见”的污染而以“白板”一样的头脑去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又能找到某种绝对正确的作为“客观真理”的“理论”去解释“现实”，那么，主体就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就获得了科学的认识成果。
　　这样的理解，首先是把“主体”当作了超历史的、抽象的存在，而没有理解任何时代的认识“主体”都是历史文化的存在；其次是把“理论”同“主体”割裂开来，似乎认识的主体能够没有任何“理论”而进行认识活动，似乎“理论”能够不通过主体的解释而去解释现实；再次是把“现实”同“主体”割裂开来，似乎“现实”对于任何认识者来说都是现成的、既定的认识对象，似乎认识者在无须任何“理论”的前提下都可以把任何“现实”作为认识的对象。
　　这表明，在对“观察”和“理论”的理解中，隐含着一对更深刻也是更重要的矛盾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人们可以说，人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体，而被人认识和被人改造的对象就是客体。然而，对上面的说法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主体”和“客体”是“感性存在”的“人”和“感性存在”的“事物”，但是，“感性存在”的“人”和“感性存在”的“事物”，却并不就是“主体”和“客体”。这是因为，“人”与“事物”只有在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才能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就是说，“主体”与“客体”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关系”性的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关系”的存在是客观的、普遍的，因为整个的世界就处于普遍的联系和永恒的发展之中。但是，要使“关系”作为“关系”而存在，就必须以“我”的存在为前提，就必须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纯粹无“我”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动物之间、动物与他物之间的“关系”，既不存在作为“我”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对象”的“客体”，因而“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
　　在以“我”的存在为前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存在（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动物并无差别，因而它对他物的关系也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而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历史的“结果”的存在；同样，在以“我”的存在为前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客体”也不是与“主体”无关的自在的事物的存在（这种与主体无关的自在的事物并没有成为主体的对象），而是被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性事物的存在。
　　在这种现实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仅具有“理论”，而且占有“现实”（现实作为客体是主体的对象）；在这种现实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客体是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它被怎样理解和解释、怎样改造和利用，与主体所占有的理论以及主体对理论的理解密切相关。
　　现代哲学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深刻地提出“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观察被理论‘污染’”、“没有中性的观察”等等关于科学活动基础内在矛盾的认识。这些认识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科学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对人类的认识活动乃至整个人类活动的认识。因此，哲学对科学活动的基础的反思，是当代哲学的愈来愈重要的使命之一。

　　三、反思科学研究的成果

　　哲学对科学的反思，最为直接的是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哲学不断深入地揭示了蕴含在科学成果之中的思维和存在的丰富的矛盾关系，不断深刻地展现了蕴含在科学成果之中的思维与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不断深刻地阐发了蕴含在科学成果之中的各种新的认识成分的哲学意义。
　　然而，在对哲学与科学相互关系的通常解释中，却总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出发，把哲学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关系，视为“概括”和“总结”的关系，即从科学成果（新概念、新范畴、新原理等等）中“提炼”、“升华”出某些具有“三界”（自然、社会和思维）普适性的概念、范畴或原理，使之成为哲学的新的理论内容，而不是把哲学对科学成果的关系理解为哲学对科学成果的反思。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重新思考的重要问题。
　　哲学对科学成果的反思，并不是一般地把科学成果作为再认识、再思想的对象。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科学研究的主体也总是把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再思想、再认识的对象，揭露已有的科学成果与新的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科学成果自身内在的矛盾，从而推进科学的发展。哲学对科学成果的反思，是从哲学层面向科学研究成果提出问题。这种哲学层面的问题包括：在科学成果中蕴含着怎样的研究方法、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它从何种角度推进了哲学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它怎样变革了人类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表达着怎样的时代精神，它要求哲学塑造和引导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哲学如何以这种时代的科学精神去重构自己的范畴体系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如此等等。
　　这种对科学成果的哲学反思，不仅意味着哲学对科学的超越，即把科学成果转化为哲学理论，而且意味着哲学的自我超越，即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革哲学自身。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我们应该从超越科学和哲学自我超越的双重意义上，去理解哲学对科学成果的反思。
　　哲学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反思，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对划时代的科学发现的反思。科学史表明，科学的发展总是表现为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某种科学理论的划时代发现，总是突出了人类用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某种认识成分。它的璀灿夺目的光芒，使得其它的认识成分（部分、方面、环节）在特定的时期内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由此而引发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吸引各门科学都试图运用这种认识成分（或认识方式和认识方法）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其次是哲学家们也试图以这种被科学家普遍运用的认识成分去重构关于理论思维前提的哲学理论；最后则是由于哲学的世界观层次的理论总结而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整个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发生重大改变。
　　哲学对科学成果的反思，特别是对划时代的科学发现的反思，重要的是反思科学成果及其所提供的崭新的认识成分对哲学可能引起的正负两种效应：一方面，由于哲学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去反思科学成果，揭示和阐发它所蕴含的变革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哲学意义，从而实现哲学对科学的超越和哲学的自我超越；另一方面，如果哲学未加反思地、片面地夸大科学成果所提供的认识成分，并从这个被夸大的认识成分出发去构筑某种具有极端倾向的哲学理论体系，那么一旦“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这种哲学就会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后一种情况在哲学史上和在当代哲学中都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在对科学成果的哲学概括中，必须坚持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反思原则，既要敏锐、切实、深刻地从科学成果中概括出其蕴含的变革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哲学理论内容，又要辩证地对待科学成果及其所提供的认识成分，防止简单地予以“提升”、“引进”和“更新”。
　　科学作为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获得的认识成果，它不是某种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以及人类的整个文明程度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实体。因此，任何科学理论成果都蕴含着两个对哲学概括来说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一，科学是人类整个文明程度的结晶，它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各种方式（诸如常识的、经验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哲学的方式）是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的；其二，在科学理论的深层结构中，蕴含着种种经验的、幻想的、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信仰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的本体论承诺。
　　在哲学与科学、艺术、宗教、常识等等的多向关系中，哲学对科学成果的超越和反思，最根本的，就是哲学必须超越自身对科学的单向依赖关系，而以哲学对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及其成果的批判性综合去反思科学成果，揭示科学成果所蕴含的认识论前提和价值论前提，阐发这些前提所要求的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对哲学来说，包括科学和哲学在内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及其历史成果，从来都不是现成接受的对象。它反对人们在思想观念中和现实行为中采取非批判的传统性态度。哲学对科学理解的理解，是把科学关于世界的理解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通过考察人类把握世界诸种方式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的总体效应，探索这些方式彼此融合和彼此过渡的总体机制，反省这些方式把握世界的总体结果和时代内容来实现的。在这种批判性的考察、探索和反省的过程中，哲学就可以概括出科学成果中所蕴含的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新的研究方法、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展现自己时代所达到的对真善美的理解，从而为人类提供时代水平的世界观理论。

　　四、反思科学发展的逻辑

　　哲学对科学的反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思科学发展的逻辑。
　　在现代哲学中，科学发展的逻辑得到了特殊的关注。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不仅提出当代认识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而且对“科学知识的增长”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解释。他提出，“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摒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并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的，猜测的：都是试探性假说，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试探性假说”（见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作者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正是依据对科学理论及其发展逻辑的这种理解，波普尔提出了产生广泛影响的“P[,1]→TT→EE→P[,2]……”的科学增长模式（这里的P[,1]表示所提出的问题，TT 表示关于问题的试探性理论即“猜测”或“假说”，EE表示对试探性理论的检验，P[, 2]则表示提出新的问题）。按照波普尔的科学增长模式，首先是“科学始于问题”，其次是“提出大胆的理论作为尝试性解决”，再次是“竭尽全力去批判这个理论”，最后则是“提出更加深刻的问题”。应当说，在波普尔的这个科学知识增长模式中，不仅可以体会到“问题意识”的极端重要性，“激活知识”和提出“尝试性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可以体会到科学研究中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的重要性。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本身是值得商榷的，但这个模式所蕴含的哲学批判精神却是应当肯定的。
　　如果说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增长模式的哲学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则是更具启发性的。他提出，科学发展的逻辑，就是“科学范式”的形成、确定、危机、变革和更新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他对科学的发展过程作出如下的描述：前科学（科学范式尚未形成）→常规科学（形成了某种成熟的科学范式）→科学危机（既有的科学范式发生动摇）→科学革命（抛弃旧范式与接受新范式）→常规科学（新范式确立后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在对科学发展的哲学反思中，库恩特别关注的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是抛弃旧范式与接受新范式的双重性过程，因而是批判与重构的统一性过程。库恩并不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科学中的“保守”与“进步”、“常规”与“革命”。在他看来，科学的常规状态与危机状态是科学发展中的既必不可少又不可避免的两种状态：真正的科学精神既不是单纯批判的、也不是单纯保守的，而应该是批判精神与保守精神的适当的结合与平衡。他提出，科学思维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发散式思维，思想开放活跃，敢于标新立异，反对偶像崇拜，这是“破旧立新”的批判的、革命的思维方式；二是收敛式思维，思想集中专注，研究踏实稳健，竭力维护传统，这是“循序渐进”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库恩认为，正因为这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就需要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与性格，并使之达到合适的平衡。这就是“必要的张力”。
　　在对科学发展的逻辑的哲学反思中，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的观点是很具启发性的。他赞同哲学认识论以科学知识的增长为主要对象，但他强调的是从人类的一般认识活动去理解科学认识活动，从科学以前的认识方法去探索科学的认识方法，从人类的一般性概念去透视科学的基本概念，也就是把认识论作为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去沟通科学认识与其他认识之间的联系。从用某种臆想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事实，进展为用某种单一的或者统一的解释原理来概括整个自然现象领域；从以共同的经验概括而形成描述和规范实践的常识概念框架，进展为具有明确性、可反驳性和逻辑解释力的科学概念框架；从对经验事实的理性反思，进展为针对描述和规范实践的各种规则和原理的批判——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因此，要对科学有比较充分的理解，首先应当把科学作为一项“特殊的人类事业”来理解。
　　科学以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概念框架来系统地构筑人类的经验世界，并通过这些概念框架来实现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科学概念框架的突出特征是，它不仅具有超出常识、通常语言和通常活动的严密性，而且采用适合于特殊研究课题的特殊语言，形成特殊的、具有高度精确性和高度专业化的概念系统。科学概念框架的这种特征埋伏着一种危险——“科学与常识、科学活动与人类的基本活动、科学理解与平常的理解的连续性被打断了”（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29页）。而这种危险的深刻性和严重性在于：科学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分离开来，科学思想与常识观念和哲学反思相脱离，科学理解变成一种与共同经验、日常语言和普通理解相对立的理解方式。这是当代文化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解决这种危机的重要途径，则在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也就是深化对科学的哲学反思。
　　反思科学发展的逻辑，不仅有助于理解科学乃至整个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规律，而且直接地有助于理解哲学发展的逻辑。美国当代哲学家莫尔顿·怀特说：“当我们一旦弄清楚学科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且没有一门学科可以称得起在认识分类表中占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位置时，当我们弄清楚了人类各种经验的形式也和认识同样重要时：只有到那个时候才算打通最广义的、关于人的哲学研究的道路”（《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 他还针对近代以来哲学与科学相割裂的状况，以及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把哲学看成是各部分截然隔开的学科”的状况，富于幽默感地提出，当着哲学与科学以及哲学的各部分实现“和解”之后，“科学就不再是吓唬哲学的妖魔或哲学的部属，而只是一个不太靠得住的同伴。哲学家会通过其他学科的知识丰富自己，更不用说通过吸收其他经验来丰富自己了”（同上）；同样，“豪放的哲学家们就会放弃无需认识或者感知许多小事物就能认识一个大事物的思想；而小哲学家们也就会努力去认识大事物了”（同上），哲学“刺猬”（指欧陆人文哲学）与哲学“狐狸”（指英美分析哲学）就会实现某种“融合”了。应当说，从反思科学发展逻辑所引发的对哲学的这种展望，是令人鼓舞的。

　　五、反思时代的科学精神

　　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该时代的科学精神；特别是随着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愈来愈重大的作用，近代以来的时代精神更为突出地表现为该时代的科学精神。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以哲学的方式集中地体现着该时代的科学精神。因此，哲学对科学的反思，特别集中地表现为对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反思。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是一种体现人类智力最高成就的人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精神就是在科学活动中凝聚和升华了的人类精神。它集中地表现为探索真理的求真精神、尊重事实的求实精神、自我扬弃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现状的创造精神。
　　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历史时代，科学精神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美国出版的“导师哲学家丛刊”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各个世纪的特征的哲学概括，比较鲜明地显示了这些世纪的不同的时代精神，以及这些时代精神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这套丛刊把欧洲中世纪称作“信仰的时代”，这正是哲学和科学成为宗教的“婢女”的时代；它把文艺复兴时期称作“冒险的时代”，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是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在近代开启的时代；它把17世纪称作“理性的时代”，这正是近代实验科学兴起、科学理性逐渐扩展和深化的时代；它把18世纪称作“启蒙的时代”，这正是逐渐盛行的崇尚理性力量的时代；它把19世纪称作“思想体系的时代”，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由“搜集材料”的科学转向“整理材料”的科学，也就是建立各门科学的概念发展体系的时代；它把20世纪称作“分析的时代”，这正是在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体化的背景下，科学迅猛发展和自我反思的时代。
　　英国学者亚·沃尔夫在《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一书中，在详尽地描述近代（其中主要是16、17世纪）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时代的科学精神作出了重要的哲学概括，并进而论述了与时代的科学精神相适应的哲学思想的演化与发展。沃尔夫指出，“在近代之初哲学和科学是彼此不分的。哲学这个术语广义上用来泛指所有世俗的知识，包括一切今天所称的科学。为了使哲学摆脱从属于基督教神学的地位（这是经院哲学的最大特征所在），近代思想的先驱者们长期努力不懈”（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03页）。他提出， “部分地受弗兰西斯·培根的影响，更大程度上由于罗伯特·玻义耳的努力，尤其是在牛顿树立的榜样的示范下，当然也完全是他们所倡导和运用的经验方法的结果”，哲学与科学“终于作出了一种区别，它把直接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开这些材料比较遥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前者属于科学的范畴（即通常所称的自然科学），后者则属于思辨哲学的范畴（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神学、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这样，经验上可证实的自然知识便同因无法证实或不能充分证实而令人可疑的思辨区别了开来”。（同上书，第704页）
　　与近代的科学精神紧密相连，沃尔夫富于启发性地分析了近代几位重要哲学家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兹等人的哲学思想。这对于我们具体地和深入地理解各个时代的科学精神与哲学精神的密切关系，对于我们在哲学层面上反思时代的科学精神，都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认为，“科学方法必须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达到普遍性有限的真理，再从这些真理出发，通过渐缓的逐次归纳，达到更为广阔的概括”（同上书，第710—712页），这就是弗兰西斯·培根所表达和引导的时代的科学精神，也是他所概括和塑造的以科学精神为底蕴的时代精神。与弗兰西斯·培根同时代的勒内·笛卡尔，认为数学应当成为其他学科的楷模。他特别注重数学的方法，认为数学的独特优点在于从最简单的观念开始，然后从它们出发进行谨慎的推理。在笛卡尔看来，既然一切自然知识的首要问题是发现最简单的和最可靠的观念或原理，那末，哲学思考就应当从寻求知识的可靠的出发点入手，通过对一切可能加以怀疑的事物提出疑问，最终找到那种可以作为知识的出发点的不受任何怀疑的东西。笛卡尔的这种“怀疑”精神，正是表达和引导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科学精神——先自我而后上帝、先理解而后信仰的理性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精神，还是17世纪的“理性”精神和18世纪的“启蒙”精神——正是集中地表达和塑造了以“理性”为核心的时代的科学精神。这种时代的科学精神，就是弘扬人的理性权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正因为近代哲学以理性思辨的形式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探索精神，所以这是一场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古希腊精神的“复兴”。
　　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近代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到“整理材料”的科学的历程，到19世纪，“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和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正因为如此，人们把19世纪称作“思想体系的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正是以其概念发展的辩证法，深刻地阐释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集中地表现了这个“思想体系的时代”的时代精神。
　　与从总体上把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称之为“理性”精神相呼应，人们常常在多元的理解中来概括现代的科学精神。有的把20世纪称作“分析的时代”（如美国哲学家莫尔顿·怀特），有的把20世纪称作“综合的时代”（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有的把20世纪称作“相对主义的时代”（如美国哲学家J.宾克莱），如此等等。反思当代的科学精神，是当代哲学反映和表达、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的重要前提。
　　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发展呈指数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发展呈指数增长的过程中，科学的分支化与整体化同步展开。研究的完整性、研究对象的多学科性、学科的多对象性、科学研究的信息化，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认识特征。与此相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见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当代科学的认识论特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当代的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也意味着由这种科学精神所表征的时代精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的科学精神，虽然蕴含着一般的求真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但它更明显地具有“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的宽容精神，即真正的激励批判与创造的精神；它也更明显地具有“从精确走向模糊”、“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的历史意识，即真正地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人所理解的世界。因此，我们应当从“反思”的立场去看待“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与“时代的科学精神”（科学）之间的关系，并在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中，推进科学和哲学的发展。